特约评论员/余永定

发于2020.10.26总第969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那以后“双循环”就成为了海内外热烈讨论的议题。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那时遏制经济腾飞的主要障碍是外汇储备短缺，而政策制定者则面临着困境：没有外汇储备，就无法迅速启动出口，但如果没有足量的出口增长，又无法赚取和累积最基本的外汇储备。

所幸从那时开始兴起的OEM代工行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尽管外汇储备捉襟见肘，中国企业却得以进口和加工由外国企业外包的各类零部件，然后拿到国际市场上出售。

这种加工贸易令中国得以在充沛且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方面发挥比较优势，逐步建立了一个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反馈循环。在每一轮循环中，中国企业都能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而储备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更多中间产品的进口、加工和出口。随着积累外汇储备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1988年，学者王建创造了“国际大循环”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81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只有225亿美元和217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已近4.2万亿美元，位列世界头号贸易国。在这30年间中国GDP从世界第17位跃升至第二位。

但是出口导向战略可能会在经济增长超过某个节点时产生反作用。在“国际大循环”模式下扩张了40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型经济体，其出口导向对全球的影响也不再微乎其微了。事实上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采购的任何产品都有提价趋势，而其所有产品的售价却一路走低。

与此同时，中国势不可挡的出口导向激起了各进口国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行动。中国持续保持的贸易和资本账户盈余转化为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其规模在2014年达到3万亿美元，已远远超出了确保流动性所需的数额。

中国政府自身也早就意识到“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会引发种种新问题。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中国的增长应基于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应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转移到消费和投资的平衡增长，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的转变在此之前就已启动，证据就是其贸易相对GDP比率和出口相对GDP比率都在2006年分别达到65%和36%的峰值。在2008到2018的十年间，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0%下降至1%。自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几乎每年都是负数。

由此看来，最近“双循环”概念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增长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特朗普政府的“脱钩”和制裁政策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倍努力将经济增长与国内需求联系起来并支持国内创新，以此确保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何强调“双循环”。毋庸置疑，凭借庞大的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制造能力，中国无论被贴上什么标签，都能生存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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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